易》《老》相通,古人即有此论,到了近世则渐为学界所认同。所谓相通,并非概念的简单比附,亦非学派的接续传承,而是就人类思维的逻辑进程及其思想义蕴的展现说的。从这一角度,我们将《易传》和《老子》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是有着内在的契合点的。《易传》也吸纳了儒家、阴阳家、黄老家的思想,但是从《易传》的思维架构及其展现来看,《易》《老》相通显然更为突出和显著。
一、宇宙图式:道生与易化
一般认为《周易》的最高概念是“太极”,其实这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有些误会。《周易》的最高概念不是“太极”而是“易”。这正如《老子》的最高概念不是“一”而是“道”一样。“易”作为《周易》的最高概念,似乎脱胎于《老子》的“道”。因此,它和道一样,既是一个本体论范畴,又是一个宇宙生成论范畴。
(一)作为哲学本体论范畴的“道”与“易”
何谓“易”?《系辞》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无思则无意识,无为则任自然,寂然谓静,感通为动。又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下之道。”“准”,虞翻注云,同也。帛书《系辞》作“顺”,优于通行本。所谓“易与天地准”,即易与天地顺同,故能囊括天下之道,包络宇宙万有。可见,“易”与《老子》的“道”影似。《老子》把天、地、人道纳入“道”这一总体性范畴之中,从而对道的性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作了全新的解释,首次出现了由理论思维所建构的哲学本体论。“易”肖似“道”。它广大悉备,“冒天下之道”,理当覆盖“三极之道”。所以《系辞》说它“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那末,天地与易是何关系呢?《系辞》说:“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乾坤即天地。易在天地之中,与天地共久长。值得注意的是它所作出的。这个清楚地告诉我们,天地是具体的物,是形而下者,是器;“易”是抽象的,是形而上者,是道。这正如《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五章)
需要强调的是,《老子》在它的哲学本体论中,提出了“朴”和“器”的范畴。《老子》说:“道常无名,朴。”(三十二章)又说:“朴散则为器。”(二十八章)“朴”作为一种原始的无固定形质的内在的终极根源是宇宙万有的素材,而不是本身。但是,任何具体的形下之器都是由这种素材演化而成的,没有朴也就没有器。同时,各种具体的器在运动变化中还要“复归于朴”。可见,《老子》的朴器论实质上乃是阐明道与器的关系问题,只是论述尚欠完备而已。《系辞》的作者明显地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思想,将之概括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并使之范式化。从此,道与器便成为中国哲学中极为重要且富有生命力的一对范畴。
道与易作为本体论范畴,具有许多质的规定性的特征,举其要者为:
一、有与无的统一
有和无作为哲学范畴,是由《老子》首先提出的。为了探寻作为“万物之奥”的道的本质,揭示它同世界万有的差异和联系,于是《老子》运用了这对范畴。道相对于具体的有而言,是“无”;而相对于虚无来说,又是“有”,是有与无的统一。道的有和无,是不同于具体事物的有和无的。前者是无形(“无状之状”)、无体(“无物之象”)的,后者是有形、有体的。对无形、无体的东西,人们是无法用感官直接感知的,只有通过直觉思维和理性思辨去把握它。所以道作为有与无的统一,乃是直觉思维的辩证统一,而非感性的具体的统一。这是《老子》对道所作的哲学证明。我们再来看“易”。《系辞》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这是说,易乃由观物取象而来,因此它是象。既然“像其物宜”,当然是“有”,从宏观到微观无无象之物,亦无无物之象,所以万有皆可取象。然而,象者只是像似而已,它并非即是该物,故朱熹释“理之似也”。将“易”释作“理”,亦可见朱熹之匠心独具。《系辞》又说:“神无方而易无体。”神谓玄妙、微妙。“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阴阳不测的神妙变化是无固定方所的,而“易”则是无固定形体的。无固定形体即是“无”,然而无固定形体也是一种形体,因此又是“有”。可见,“易”也是“有”与“无”的统一。
二、永恒性与无限性
道作为最高范畴是永恒的。《老子》说:“道可道,非恒道。”(一章)恒道是不可道的,然而它却是存在的,是恒亘古今的。“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二十一章)。道的永恒性表现为无始无终,无灭无生。正如《庄子》说的,它“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它的永恒存在,表明了它的绝对性。“易”也是永恒的,它与乾坤共始终。“乾坤毁,则无以见易。”(《系辞》)易类万物之情,“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彖·恒》)
永恒的东西,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无限的。就道来说,“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十四章)。无首则无始,无后则无终,此即表明了道的无限性。就大而言,“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三十四章)。亦即“其大无外”,故“强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就小而言,“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三十四章)。亦即“其小无内”,故“虽小,天下莫能臣。”(三十二章)无论大也罢,小也罢,总之是无限的。那么易呢?它广大悉备,无所不包。“无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系辞》)但是,它又是小的,“其称名也小”。而且它能“显微阐幽”,微、幽都是形容小的,对于微、幽之物它都可进行显阐,表明它自身是无限小的。
道的无边无际,表明了它的空间性;道的无始无终,表明了它的时间性。道与时空偕极,并非超时空的。易也如此,“乾坤成列,而易位乎其中矣”(《系辞》)。所谓成列,即指空间,亦称“位”。《周易》对“位”概念特别重视,它认为空间(“位”)条件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吉凶休咎,有时能起决定的作用。关于时间讲的尤多。如:“四时”、“趣时”、“与时偕行”、“与时偕极”、“与时消息”、“原始反终”、往来先后等等。“时”所以被《易传》作者特别推重,一方面作者希冀从理论上论证易必得时、适时、应时、趋时,即易不超时间而是与时偕行的;另一方面则是从行为上强调审时度势的重要,以便适应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
《老子》的“道”和《易传》的“易”都是在时空中永恒运动着的绝对,是宇宙本体。但是,二者同“物质”范畴尚不可同日而语。原因在于,道与易特别是易作为宇宙的本体,完全是主观设定的,犹如将“理”、“心”或“绝对观念”设定为宇宙本体一样。
(二)作为宇宙衍生论范畴的“道”与“易”
道是万物之宗主,是宇宙万有的总根源。《老子》说:“道者,万物之奥。”(六十二章)“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它是“天地之母”,万物的始基。道的最大功能是造化,道的最高德性是创生。“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五十一章)“易”亦如此。生生不息,大化流行,既是易之功能,又体现了它的德性。《系辞》云:“生生之谓易。”又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能生,在于易化。故太史公云:“易以道化。”(《史记·太史公自序》)
在论证宇宙生成和万物衍化时,《易传》和《老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就《老子》说,道又称无极,如云:“复归于无极”(二十八章)。复归于无极即复归于道,可见无极即道。“一”指什么呢?一乃指浑然一体之气,即未判为阴阳的混沌之气。气分阴阳,阳气清轻?为天,阴气浊重凝为地,这即是“一生二”。阴阳冲涌,交合化生,从而出现第三者,即阳中阴和阴中阳。无论阳中阴抑或阴中阳,即非纯阳亦非纯阴,而是阴阳合和所出现的第三者,这就是“二生三”。世界万物都是“负阴而抱阳”的,即阴阳的有机统一,故云“三生万物”。从宇宙生成和衍化的过程看,万物是从阴阳合和来的,阴阳是从气来的,气是由道派生的,所以道是万物之主,万物之母,是宇宙万物的始基。道或无极是无,一是有,“道生一”就是无生有。故尔《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这个“有生于无”的过程,也就是宇宙生成和衍化的过程。可将之表列如下:无→有;道→一→二→三→万物;道(无极)→混然之气→阴气、阳气→阴阳合(阳中阴、阴中阳)→万物。
《老子》的宇宙衍生论,对后世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影响很大。《系辞》的作者就是其中之一。《系辞》云:“天地絪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序卦》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天地、男女,均喻阴阳。在这儿,《易传》的作者并非探究宇宙的衍化,而是强调阴阳的作用与功能。孔颖达释“天地絪蕴,万物化醇”曰:“絪蕴,相附着之义。言天地无心,自然得一。唯二气絪蕴,共相和会,万物感之,变化而精醇也。天地若有心为二,则不能使万物化醇也。”(《周易正义》)这位儒者的疏解可谓深得老学旨意。天地既非最高本体,太极亦非天地,那么《易传》的宇宙衍化论,就是前引“易有太极”那段话了。关于“太极”,历代学者多有论列,有以太一、太乙释者,有以元气释者,有以阴阳释者,有以总理释者,亦有以道释者。如从与《老子》比较的视角观察,它类似于“无极”。以图示之,则为:易→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无极(道)→太一→阴阳→太阳、太阴、少阳(阳中阴)、少阴(阴中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这里不难发现,《老子》的“道生”和《系辞》“易化”,思维进路是一致的。其不同在于,《系辞》的作者在摹拟《老子》的“道生”思想时,将《老子》的道的客观面抽掉了,突出了“易”的主观设定即圣人制作的一面,从而使“易”概念难以超出易学领域,更不可能取代“道”而占居显赫位置。尽管后人竭力抬高“易”概念的地位,如称“太易”,或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纬干凿度》)等等,但仍无济于事。原因在于《易传》的作者在对《易经》进行哲学阐释时,将概念的灵活性加以主观的应用,吹掉了“易”的客观基础。这是他们的一大失误,也可说是他们哲学概括的败笔。但是,这也难以责怪。因为《易传》的作者仍然十分重视《周易》的占筮功能,并煞费心机地论证占筮的意义,叙述占筮的原则,占筮的经验,概括占筮的公例等,表现出既要把《易经》哲学化,又要保持《易经》本性的二重心态,从而成为既重义理解悟又重象数占验的最早代表。这种双向兼重的思维路向,同道家的轻卜筮思想有别,也同孔子、荀子特重义理的思想迥异。
从《易传》作者推重象数的角度,如果说“易有太极”章是讲筮法问题,并非讲宇宙衍生论,我亦同意。因为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这已超出《易》《老》相通的论题了,故本文对此不作深论。
二、思维方式:直觉与思辨
(一)《老》《易》直觉思维之样态与可能
直觉主义作为《老子》的认知方式是学界公认的,它深刻影响甚至左右着我国古代的传统思维方式,《易传》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