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卜五年后的生活吉凶 占卜命运与前途

占卜是一种极为古老的迷信形式，源于神灵崇拜，早已成为习俗。在文明程度相当有限的古代社会，出于对天灾人祸的恐惧心理和对趋吉避凶的急切企盼，人们采用多种迷信手段，推断吉凶祸福。这些迷信手段统称前兆迷信，又称占卜。占卜作为人们的普遍行为，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包括宋代在内的古代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前后有所变化。然而对于宋代的占卜，据我所知，迄今尚无专文论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宋代占卜的盛行及其影响和成因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宋代社会的面貌以及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

一、占卜的盛行

占卜哪些毛病要改命

关于宋代的占卜，王曾瑜先生曾扼要指出：“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巫卜的盛行，绝不比周边国家逊色。”[1](第255页)岂止横向比较辽、夏、金，即使纵向比较唐、五代，宋代占卜的盛行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下列三个“增多”，即是其明证。

其一，卜者人数增多。王安石在《汴说》一文中说：卜者“抵今为尤蕃。举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盖数万不啻，而汴不与焉；举汴而籍之，盖亦以万计。”[2](卷32)开封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卜者竟“以万计”，所占比例之高实属惊人。当时,巫、卜不分。宋仁宗时，豫章（即今江西南昌）巫者“一千九百余家”；[3](卷2)宋神宗时，虔州（即今江西赣州）巫者“三千七百家”。[4](卷334《刘彝传》)可见,外地的专职或兼职卜者为数也不少。《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辟有“卜筮部名流列传”、“星命部名流列传”、“相术部名流列传”、“术数部名流列传”,唐代入传者仅20人,宋代则多达39人。这也可作为宋代卜者比唐代增多的佐证。

其二，占卜书籍增多。宋代的卜者并不都是江湖术士,特别在其所谓“名流”当中,不乏文人雅士。陈抟、种放等著名隐士、钱若水、司马光等朝廷重臣、邵雍、蔡元定等理学名家均精于所谓“占卜之学”。这些文化程度极高的上层人士参与其中，促成宋代占卜书籍明显增多。《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易类”、“天文类”、“历算类”、“五行类”中均著录了不少占卜书籍。稍加比较，即可发现，宋代这类书籍多于唐代。为适应占卜书籍增多的需要，《宋史·艺文志》新开辟了“蓍龟类”，专门著录占卜书籍35部。宋代的占卜书籍传世者较多，诸如张行成《冀玄》、司马光《潜虚》、邵雍《皇极经世》、祝泌《六壬大占》、徐子平《三命消息赋注》、杨维德《遁甲符应经》之类，不胜其举。尤其

是至今仍尽人皆知的《麻衣相书》，相传即是北宋麻衣道者所授，或陈抟所著。据记载，后来官至同知枢密院事的钱若水青年时代拟跟随陈抟学道。陈抟“初谓若水有仙风道骨，意未决”，乃请麻衣道者“观之”。麻衣道者断言：“做不得”，但又说：“急流中勇退人也。”钱若水于是“不复留”，但后来果然“年才四十致仕”，“急流中勇退去”。[5](卷2)可见,有关《麻衣相书》作者的传说，并非向壁虚构。

其三，占卜方式增多。据黄正建先生在《唐五代占卜略论》一文中归纳，唐、五代的占卜方式大约有占星、相术、禄命、卜筮、易占、占梦、测字等12种。[6]其中，占梦在北宋仍盛行，但由于其办法过于简单、直观，到南宋被淘汰。南宋人洪迈称：“今人不复留意此卜，虽市井妄术，所在如林，亦无一个以占梦自名者，其学殆绝矣。”[7](续笔卷15《古人占梦》)除占梦而外，其它各种占卜方式，宋代一概沿用并有所发展。如三命术，其鼻祖据说是唐人李虚中，而宋人徐子平则加以发展，将推算年、月、日演变为年、月、日、时同时测算，既神秘又易于普及，很快风行于天下。此术因完成于徐子平之手，又称“子平术”，俗称“合八字”。宋人还创行了一些新的占卜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星禽,相传系北宋初司天监王处讷所创。他曾用此术为僧赞宁推命，断定“其命孤薄不佳”。[8](卷下)《宋史·艺文志五》五行类著录有《七曜气神星禽经》等书。此术以五行二十八宿与各种禽兽相配，附会人事，以占吉凶。二是揣骨，相传系宋太宗时一瞎眼相士所创。它通过揣摸人的骨骼高低、广狭、长短等，以推断人的贫富、智愚、贵贱、寿夭，又称“摸骨相”。据记载：瞎眼相士为官员王继忠摸骨相，断言：“此人可讶，半生食汉禄，半生食胡禄。”[9](卷4)王继忠后来被辽军俘获后，果然出任高官。此事显然出自后人附会。三是卦影，相传为宋仁宗时成都费孝先所创。据记载，“自至和、嘉佑已来，费孝先以术名天下，士大夫无不作卦影，而应者甚多。”[10](卷11)此术“取人生年、月、日、时成卦，系之以诗，言人之休咎”，“又画人物、鸟兽，以寓吉凶。”[11](三钞卷12)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占卜更加平民化。如“乾道中，浮梁村落间,有术士方大年，精于禽课，邑人称为方星禽。”[12](支庚卷2《方大年星禽》)这名乡村卜者甚至用星禽术推测盗贼藏身之处，直至破案。岂止星禽而已，上述种种占卜方式均在民间广为流行。

二、占卜与社会

宋代同前代相比，占卜被社会各阶层更加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相适应，宋代的占卜又有其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前代，人们集中地为选择所谓“黄道吉日”而运用占卜；宋代，人们更多地为预测自己的前程与命运而求助占卜。理学家程颐对此早已发觉,他敏锐而明确地指出：“古者卜筮，将以决疑也。今之卜筮则不然，计其命之穷通，校其身之达否而已矣。”[13](《河南程氏遗书》卷25)。占卜从注重“决疑”到侧重“计命”，足以反映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这一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宋代社会生活的以下三个领域。

其一、科举。与唐代相比，宋代科举的地位又有提高，成为朝廷选拔官员最主要的途径。司马光说：“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14](卷5《贡院乞逐路取人状》)人们特别看重科举,科场竞争格外激烈。宋神宗时，尚书左丞蒲宗孟指出：“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多数十万人而取三四百也。”[15]( 136《用人》)依此计算，科举录取率低至千分之一左右。当时，不仅“世人获甲科者绝少”，[16](卷12)而且偶然性极大，饱学之士名落孙山的事时有发生。参与科场竞争的士人在感叹“功名富贵真难致”[12](支丁卷6《南陵仙隐客》)之余，只得求助于所谓撋窳阌以及占卜。因此,名山大刹“每当科举岁，士人祷祈，赴之如织。”[12](支丁卷8《陈尧咨梦》)同时，“京师卖卜者，唯利举场时。”[17](卷73《卜者》)如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适逢省试，开封“相国寺一相士，以技显，其肆如市，大抵多举子询扣得失。”[12](支丁卷7《丁湜科名》)卜者每遇这一发财良机,“举人占得失，取之各有术”。他们敛财的方式不外两种，一是一概说是，可贪近财：“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问，皆曰必得，士人乐得所闻，竞往问之”；二是一律说不，可图远利：“有邀以后之利者，凡有人问，悉曰不得，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皆以谓术精而言直，后举获倍，有因此著名，终身享利者。” [17](卷73《卜者》)真可谓左右逢源，说是说不，都能骗钱。不少卜者趁机大敲竹杠。如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临安一相士断言汪应辰必中状元，但开下天价：“吾言不妄，当与我五万钱。” [12]（支戊卷10《李汪二公卜相》）一言以蔽之，宋代的科举考试之年正是占卜之风最盛之时。

其二、婚姻。古人将婚姻视为“人伦之首”、作为撝丈泶笫聪，占卜早已运用于婚姻。其主要用途有两种，一是预测男女双方的属相是否相克，二是选择吉日，确定婚期。除上述两种而外，占卜在宋代普遍被人们运用于预测男女双方，特别是男方的未来前程，以便选择配偶，尤其是女婿。相传，仁宗初期的宰相晏殊挑选仁宗后期的宰相富弼做女婿，靠的是会看相的王青。他一看就料定，还是个穷书生的富弼“须做宰相，明年状元及第。”[18](卷上)而仁宗前期的宰相吕夷简青年时代被知福州马亮招为女婿，则是由于马亮本人“善相人”。[18](卷下)据说,南宋中期的儒将赵方早年穷愁潦倒,且捞嫘喂琶玻&65533;塾写笮&65533;但卜者认为是副贵人相：“一眼大，一眼小，大者观于地，小者视四表。”岳阳（今属湖南）富人胡氏听信卜者之言，不顾妻子反对，以女“妻之”。[19](前集卷2《赵方异相》)而南宋末年的宰相陈宜中被一位商人选为女婿，则是由于这位商人本人会占卜。他“推其生时，以为当大贵，以女妻之。”[4](卷418《陈宜中传》)宋代占卜选择女婿成风表明,与前代不同，人们选择女婿，尤其注重男方本人的未来前程，不再特别看重男方家庭的现实状况。而这正是宋代“婚姻不问阀阅”的具体表现之一,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典型的官僚政治已取代严格的门阀政治。[20]

其三、仕途。如果说魏晋乃至隋唐是格外崇尚阀阅的时代，那么宋代则是特别崇尚官职的社会。士人跑官成风，他们“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人们给跑官者取下了“望火马”、“日游神”等绰号。[21](卷2)宋代虽以冗官著称，其实名额不限，全国官员最高额“凡四万二千有奇”。[22](卷47《宋内外官员数》)北宋中期以后又员多阙少,有员无阙、有官无权者为数不少。何况官场争夺激烈，官员权位往往难保，以致有“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之说。[23](卷20《杂事》)由于仕途未知因素太多,官员们居然相信“人生皆有定分，不容少有侥幸。”[24](续集卷上《范元章梦》)于是，“士大夫无不作卦影”，卜者“出入将相权贵之门”。[25](卷5)而官员聚集之地即是卜者发财之处。如开封相国寺、临安中瓦等“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凡挟术者，易得厚获之来。”[26](卷下)相国寺一术士“一命必得千”，郑绅、郑居中叔侄不惜重金，“同往议命”。据说，术士料定两人之命同为“异姓真王”，[26](卷中)后来果然不错。然而“以命术闻于京师”的僧化成却把蔡京的命算错。他一再断言：“此武官大使臣命，他时衣食不缺而已，余不可望也。”蔡京因此“大病”。[27](卷下)这实不足以为怪，奇怪的倒是政和、宣和年间，朝廷“除擢侍从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后出命。”难怪卜者公然炫耀：“士大夫穷达，在我可否之间。”[28](卷3《日者谈休咎》)朝廷居然如此愚昧，卜者的地位竟如此之高。

三、占卜与政治